拿什么填平上海农村共富路上的“鸿沟”？

没有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就走不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最怕“两头”，一头是增收无望整体抬不起头，另一头是增收反差太大失去劲头。无论是整体抬不起头还是失去劲头，肯定是主客观原因并存，但必须承认，主要原因在于激发农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政策不给力，措施不得力。2024年，上海1545个行政村经营性收入为623.5亿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收益达32.8亿元，1215个行政村的经营性收入超过50万元，然而，经营性收入和分配收益数据填补不了非农村和涉农村收入、分配的巨大“鸿沟”，也无法掩盖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单一、增收乏术、收支平衡难的困局。

值得庆幸的是，上海市、区、镇三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看到了“鸿沟”的存在，也不回避不掩饰这一困局。问题是，上海能不能摒弃无意识限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规章，新的政策能否激发出真正体现大都市乡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市场活力，这考验着大都市振兴乡村的智慧和勇气的同时，也将考量出上海创新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真诚度。

上海出现农村集体经济“鸿沟”背后

今年上海农业农村工作现场会之后，上海农口系统持续着乡村振兴话题的同时，多了一个“尴尬”话题——不少涉农村、纯农业村集体经济收入惨淡、增收无门。随着话题的传播，那些集体经济增收乏力的村迎来了“回头看”。面对上级提出的集体资产保值增值、集体经济持续增收的新要求，基层干部深陷焦虑，他们对主客观原因的反思，则把产生村集体经济鸿沟的种种原因托出水面。

众所周知，上海农村集体的收入包含两块：一块是普适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收入，金额根据各个涉农区的具体情况而定，这块收入保证了村子的正常运行管理；另一块是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收入，即通过运营村集体资产而获得的收入。造成上海农村集体经济出现“鸿沟”的，是村与村之间集体资产及经营性收入差距太大。

2015年前，大都市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城市持续反哺农村，让上海各涉农区普遍得益，因此，上海农村集体或多或少积累了资金和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多以厂房、仓库等形式存在。遍布各个村的固定资产撑起了上海农村集体的租赁经济模式。2015年以来，上海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全面推广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农村集体的固定资产因此大量“缩水”。过去几年，上海在减量化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五违必治”，曾经为农村带来租赁收入的厂房仓库等几近“清零”。

虽然固定资产缩水、清零获得了相应的补偿，集体资产中现金有所增加，存款高达上千万元的村也不少，但是，那些失去固定资产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村，村集体经济得不到租赁经济加持，银行利息逐年走低，经济下行导致村集体投资回报下滑，等等因素夹击下，绝大多数涉农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出现了断崖式下滑。而那些全面城镇化的非农村，有幸保住了固定资产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涉农村，则继续享受租赁经济的红利。

经历了近十年反差巨大的升降之后，市场之手在上海村与村之间“划出”了一道集体经济“鸿沟”。

反思“农村奉献城市”决策正当时

过去十多年，上海在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始终保持着先行先试的创新实践，上海在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立法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为国家层面推动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工作提供了重要样本。近年来，上海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探索实践也未停步，2024年年底，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新型”、“高质量”这两个词语能够看出，上海正掀起新一轮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探索实践。

记者调查发现，基层工作者在努力理解新型、高质量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的同时，发自内心地希望上级部门能及时反思、纠正持续多年的“农村奉献城市”的决策管理行为，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大都市“三农”工作负责的态度，把振兴乡村效能至上理念贯穿在决策、管理过程中。

回顾过去几年，“一搞建设就违规”成了上海镇村基层干部和农业经营主体最大的困惑。一搞建设就违规，并非指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过程中的项目建设，指的是镇村认定的地块性质，和督察土地违规的“数字地图”严重不符，镇村按照以前的土地性质加以开发利用，十有八九被查，劳民伤财的事屡见不鲜，导致镇村干部形象、信心受到各种击打，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通过顶层设计推出的十二个设施农业片区建设效率也因此大打折扣。

而承担着上海都市农业形象代言角色的“头雁”们，不是走在申请经营性用地的路上，就是奔波在解决经营场地违规整改的路上，投入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很有可能收到限期拆除的告知书。记者曾经采访过的一些好项目，如今再也看不到踪影。头雁们反复着流泪又流血，甚至可以说，导致了上海都市现代农业创新发展的理念根基出现了松动，而消除由此引发的负面影响，需要支付大量社会成本。

对于一些政策决策限制了上海广大涉农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现实，上海“三农”条线各级决策层管理层眼看着“农村奉献城市”的现象，也不得不接受“永农田划到农户墙角”、“永农田划到河堤大坝”等等无奈的现实。

真正关心上海乡村振兴的各界人士都在扪心自问：都进入了乡村振兴新时代了，上海何时打破“农村奉献城市”的魔咒？

搞活上海农村集体经济少不得乡村经营

今年年底，上海将成功创建300个市级美丽乡村和150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同时，系统性推动“五好两宜”和美乡村创建试点工作，标志着上海的乡村振兴进入了新阶段。

“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工作，本质上是由单个示范村创建升级为片区振兴，通过镇与镇、村与村的联动实现振兴，依托片区里已有的乡村振兴示范村，提高区域振兴水平，而且，首要目标定为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农民持续增收。

上海自2018年以来的示范村创建及持续时间更久的美丽乡村建设，确实提升了上海乡村的美丽指数，特别是少则投入几千万元、多的投入了几个亿资金而成功创建的示范村，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增加了不少新建场所。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美丽乡村还是示范村，除了具备农业、服务业基础的村，和拥有整村运营团队的村，大部分新建的乡村空间处于亏损状态，不但没有为村集体经济提供收入实现增收，反而因为维护成本高拉低了集体收入。高投入压力，产出少或没产出压力，维护成本高的压力，成为直接压在村“两委”班子成员身上的“三座大山”。

因此，曾经一度感叹上海乡村建设落后了的基层工作者，在前往浙江江苏等地学习考察后，再一次集体感叹：上海乡村经营水平落后了！

从已经建成的100多个乡村振兴示范村来看，村集体经济收入少增收乏力的现象具有普遍性，最早一批建成的8个乡村振兴示范村，投入项目资金都超过亿元，撇除银行利息和部分固定资产投资收益，以万元为单位，个别村集体经济经营收入是个位数。为了快速消除高投入低产出没产出的负面影响，有的区镇采取了把其它村非常有限的集体建设用地划给示范村，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负面影响不小。

2023年，上海市委组织部联合市农业农村委选拔了200名优秀干部，以“驻村第一书记”方式派驻到经济薄弱村开展驻村工作,推动上海农业农村现代化。再过几天，第一批驻村第一书记将结束驻村返回各自工作岗位，记者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驻村700 多天，为乡村振兴奋斗了近两年，绝大多数驻村书记表达了上海农村集体经济不该如此薄弱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解决好农村集体资产、无形资产经营团队问题，放权镇村，比投入巨资搞建设更重要。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探索出有效路径的驻村第一书记们，在对比浙江上海乡村运营差距时，甚至怀疑，上海到底缺不缺人才，上海为什么不能像浙江政府那样，舍得为乡村运营人才培育持续地投入资金制定新政策。

事实上，上海在探索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增收方面涌现过好的模式，如百村公司、乡悦华亭等模式，薄弱村的村集体经济通过抱团实现了增收，村集体通过集约利用“三块地”快速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农民因享受到发展成果而有了获得感。遗憾的是，城市重于乡村的决策思维，导致这些模式无法推广，甚至，上海农民为提高生活质量改造自家民房也需要排队等批，望眼欲穿。

系统性培育乡村运营人才队伍，必将迫使决策者直面乡村振兴必不可少的资源性需求，上海至今没有从上到下推动乡村运营，是不是城市重于乡村的思维仍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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