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源头，清水鱼游出千年农遗

清晨，钱江源头的雨雾还没散尽，开化县何田乡的养殖户已经提着捞网走向鱼塘。塘水引自山泉，清可见底，一群草鱼在水影中缓慢游动——它们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三年，鳞片泛着金黄色的光。这是古法养殖留下的印记。

6月13日，这些鱼游进了更大的视野。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天，浙江开化山泉流水养鱼系统保护与发展推进会在钱江源头召开。中日韩三国专家沿着青石阶走进淇源头村，看水流、探鱼塘、听老农讲北宋以来的养鱼口诀。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站在从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跃升的门槛上。

紧接其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周年座谈会和第20次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工作会议同样放在了开化。一场推进会连缀两场重要学术会议，这座浙西小城用两天时间，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我们不只是农遗的守护者，更要成为农遗价值转化的探路者、国际合作的主动搭建者。

开化地处钱江源头，是长三角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水质常年保持I、II类标准，森林覆盖率全国前列。独特的养殖系统滋养出开化清水鱼鲜嫩紧实的品质，2023年登上杭州亚运会餐桌。但它的真正价值远不止于此。

自北宋汪氏始祖“塘開一鑑”至今，开化完整保留了古法养殖技艺，“山泉流水养鱼”模式深入人心。目前全县保有生态清水鱼塘1.1万个，覆盖40%的行政村，产业链总产值突破4亿元，带动3000多农户户均增收近万元——清水鱼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富鱼”。2020年，该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5年列入第三批中国GIAHS预备名单。

什么是GIAHS？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年发起定义：农村与自然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形成的独特土地利用系统与农业景观，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能满足社会经济文化需要，促进可持续发展。它不是博物馆标本，而是活着的遗产——至今仍在涵养水土、养活人、维系社区。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闵庆文指出，农业文化遗产不是“特产化”的单一产品，也不是“非遗化”的单一技艺，而是人、动植物、景观协同进化的复合系统。开化申报GIAHS的过程，本身就是价值挖掘、认知提升、保护强化的过程。

截至2026年，全球29个国家104项传统农业系统被认定为GIAHS。中国以25项位居世界第一，从哈尼梯田到青田稻鱼共生，勾勒出中华农耕文明全景图。开化清水鱼，正游向这个舞台。

他山之石：日韩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与路径

推进会上，日本、韩国专家分享了各自经验，为开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日本农林水产技术创新协会永田明介绍，日本自2011年首批GIAHS认定以来，已形成“先评国家级、再申报GIAHS”的成熟路径。截至2025年，日本拥有17处GIAHS，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核心策略有三：品牌化——打造GIAHS品牌标识，为农产品赋予附加值；遗产旅游——发展民宿、农事体验，带动乡村服务业；社区能力建设——挖掘本地资源价值，增强居民文化自信与传承热情。

他以岐阜长良川香鱼系统为例，说明内陆渔业类遗产如何通过“活态利用”实现乡村振兴。该系统的核心是“里川”产业体系：保护水源林和清澈溪流，传承鸬鹚捕鱼等传统技艺，形成以香鱼料理为特色的饮食文化，构建可持续区域发展系统。滋贺琵琶湖陆湖一体系统则建立了稻田与湖鱼复合生产，农业与渔业深度融合，成为水资源保护的典范。

永田明强调，日本面临的核心威胁是人口减少、老龄化——比城市化、工业化更严峻。因此，GIAHS保护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活态利用带动乡村振兴，而非“冷冻式保存”。

韩国农渔村公社总干事朴潤镐用翔实数据展示了遗产认定后的综合效益：居民自信心提升32.6%，游客数量增长17.3%，居民收入增加14.2%，社区活跃度提升8.8%。他指出，IAHS的保护与利用已成为韩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需要法律保障、多方协作和社区参与。

韩国自2012年设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KIAHS）制度，目前认定20项KIAHS、16项重要渔业文化遗产，其中9项已列入GIAHS。核心措施包括：遗产修复与维护、科研与监测、品牌化建设、遗产旅游开发、公众教育、治理体系构建、社区能力培训。自2018年起建立常态化监测体系，已累计完成13次GIAHS监测。

中日韩三国的实践形成了一条清晰共识：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走“活态传承、社区参与、价值转化”之路。开化正处在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迈进的关键节点，国际经验尤为珍贵。

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开化路径

自北宋起，开化边远山区的农民就开始了在溪流山泉边挖坑筑塘养殖清水鱼。岁月悠悠，这条鱼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承载着先辈的故事与记忆。

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如何让山泉流水养鱼真正变成“共富鱼”？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刘某承聚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出了核心公式：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产品=生态功能×传统知识×地方文化×农业生产×社区生计。

这个公式揭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产品不是普通农产品的“绿色营销包装”，而是社会—生态复合系统产出的复合型产品，具备四大内生属性：生产方式生态化、生态服务多重嵌入、传统知识与文化赋能、社区联动反哺。

他建议开化从三类产品入手：

物质供给类产品的关键是品牌化与产业链延伸。统一打造GIAHS专属品牌标识，将生态与文化内涵注入产品，同时开发伴手礼、深加工制品，让一条鱼“游”出更多价值。更重要的是，农户采纳绿色农耕是一个渐进过程——从无意到思考，从尝试到可能中断，每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干预政策也需因时而变。

景观文化类产品的突破口在于农文旅融合。自然休闲、农事体验、研学科普、民俗活动……农业文化遗产地本身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湖州桑基鱼塘的做法值得借鉴：筛选本地农户、制定服务规范、专业培训后挂牌“研学人家”，既让村民成了农耕智慧的传承者，又实现了就地增收。

区域生态调节类产品则着眼于更宏观的生态服务价值。水源涵养、固碳释氧等全域生态服务，可以通过跨行政区生态补偿基金实现“受益者付费、保护者获偿”。美国黄石公园的Diversa模式也提供了启示：针对农遗地独特的种质资源，企业获取采集授权后按销售额阶梯式分成，让遗产地共享研发收益，实现生物资源价值的永续利用。

闵庆文强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要避免两大误区：一是“特产化”——将其等同于地理标志农产品，忽视系统性；二是“非遗化”——片面等同于传统技艺，割裂农业生态、景观与文化的整体联系。正确的路径是“动态保护、适应性管理”：摒弃“破坏性开发”和“冷冻式保存”两种极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以此次推进会为新起点，开化正充分吸纳各方智慧，完善保护机制，探索价值转化新路径。从钱江源头出发，千年清泉，鱼跃人欢——这不仅是一个地方产业的故事，更是中国农耕智慧走向世界舞台的缩影。

在气候危机、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丧失三重挑战交织的今天，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告诉我们：答案或许不在实验室里，而在祖先的田埂上。

声明：版权归原创所有，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