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荈赋》“灵山”文本自洽性研究——基于文学地理学方法的汉阴凤凰山假说

摘要

本文已发表于《茶博览》杂志2026年第9期。

《荈赋》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奠基之作，其“灵山”地望的考证长期悬而未决。传统研究多采用历史地理学方法，试图通过文献记载直接锁定“灵山”的具体位置，但因史料稀缺而陷入困境。本文转换研究范式，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三大方法，对《荈赋》进行全文本自洽性研究——聚焦“灵山”“卷阿”“岷方”等所有涉及地理位置的信息。研究发现，文本中全部地理信息共同指向一个兼具神异性、礼乐性与物产丰饶性的空间意象，而汉阴凤凰山及其所在的汉水流域，能够与这一意象群形成全方位自洽。传统“信阳说”“宜兴说”“岷江说”均无法同时解释文本中的所有地理信息，而“汉阴凤凰山说”能够使全部地理信息在文本内部逻辑自洽。本文论证了汉阴凤凰山是《荈赋》“灵山”地望的最优假说。

本文已发表于《茶博览》杂志2026年第9期

《荈赋》“灵山”文本自洽性研究

——基于文学地理学方法的汉阴凤凰山假说

胡晓云  李彦雯

引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范式的转换

杜育《荈赋》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奠基之作，该赋得到了苏东坡“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1]的评价。其“灵山惟岳，奇产所钟”“水则岷方之注”等句，奠定了后世茶书的空间叙事传统。然而，“灵山”究竟在何处，学界长期存在争议。主要观点有三：信阳灵山说、宜兴说、岷江说（汉嘉/都江堰），本文则提出汉阴凤凰山说。本文认为，对于《荈赋》中“灵山”之处的争议的背后，是研究方法的不同选择。

阅读文献可见，传统研究多采用历史地理学方法。该研究方法的核心路径是：寻找文献中关于“灵山”的记载，考证杜育的生平行迹，试图直接锁定创作地点。如学者贾文丰对杜育里籍做了考证，他在文中论及，杜育字方叔，西晋襄城定陵（今河南省舞阳县）人^[2]。另据《晋书》所载：“及惠帝幸长安，东海王越谋迎大驾，以琨父蕃为淮北护军、豫州刺史。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也，琨舆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败。”^[3]该史书明确载录杜育时任汝南太守一职，在刘乔攻打范阳王司马虓于许昌时，杜育任汝南太守率兵救援^[4]。“考赋家写作，征实同史志”^[5]——这一判断正是传统研究方法得以成立的前提：赋作本身具有纪实性，其地理信息可信度可与史志比肩。但这种方法在史料充足时行之有效，在面对《荈赋》这样的文本——作者杜育生平几乎空白（《晋书》无传），“灵山”又是个泛称之时，便极易陷入死胡同。面对这一困境，我们认为，需要转换研究范式，寻找新的理论工具。

本文认为，《荈赋》首先是“赋”，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类型。当我们将其作为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时候，采用文学地理学的三大方法来研究《荈赋》，可能更恰当，也能够得出更接近当时作者写作的真情实感、真实场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学地理学不同于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追问的是“客观事实”，即，作者是否真的去过？文本中写的是哪座山？而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6]，它追问的是“文本自洽性”。即，文本内部的地理信息构成了一个怎样的感觉空间？这个空间是否逻辑自洽？空间，是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概念系列中首要的核心概念^[7]。它不把地名当成需要考证的“客观事实”，而是把它当成作者建构的“意义空间”，分析其中的文化记忆、感官体验和创作意图。正如学者曾大兴所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8]。但这种关系不是单向的“地理决定文学”，而是双向的，是“文学建构地理”。在文学地理学中，文本中的地理信息，首先是文学创作的一部分，然后才是历史考证的对象。因此，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本本身，其核心方法，是检验文本内部的自洽性。

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出发，本文不局限于“灵山”，而是对《荈赋》全文中所有涉及地理位置的信息，包括“东瓯”等显性地名，以及“弥谷被岗”“丰壤”“甘霖”等隐含地理特征的描述性语言进行系统性分析。这一研究路径的转换，旨在将《荈赋》研究从“历史事实考证”导向“文本意义阐释”，以文本自身的逻辑力量回应长期悬而未决的地望之争。

一、版图复原：全文本地理信息的空间定位

版图复原是文学地理学的基础方法。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版图复原”不是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绘制历史地图”，而是对文本中全部地理信息的系统梳理。提取文本中所有可辨识的地理指向，分析这些指向在文本内部构成的空间范围，并检验这一范围是否自洽。

（一）全文本地理信息关键词梳理

根据120字通行版本，《荈赋》全文如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绩青霜；氤氲馨香，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该版本综合参考了《艺文类聚》《资治通鉴》《茶经》等文献^[9][10][11]所引版本，全文120字，为中国茶文化史上第一篇完整记载茶叶从种植到品饮全过程的赋作，创下了“七个第一”^[12][13]的纪录。文本中的地理信息可分为四类：显性地名、地形地貌描述、水文地理、气象与物产地理。

表1 《荈赋》地理信息关键词分类表

（二）各关键词的地理指向分析

1.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

“灵山”是文学化泛称，不指向某座实有山名。从文本自洽性的角度看，杜育不写山名而用“灵山”，说明他意在建构“茶产于神圣之地”的文化认知，而非坐实山名。这一泛称，为后续地理信息的自洽性检验留下了空间。正如六朝咏物诗的普遍特征，彼时的咏物诗使用典故，多为介绍“物”的产地或材质，起说明性的作用，用典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本身就有典雅、端庄之丽^[14]。“灵山”这一泛称的运用，正是此种用典逻辑的体现。

2. “瞻彼卷阿，实曰夕阳”

“卷阿”出自《诗经·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飘风自南。”^[15]后世地理文献亦多沿用此说，专指岐山凤凰山，是周朝圣地的文化符号。《岐山县志》载，“凤凰山在县城西北7.5公里处，西北东南走向，西高东低形似卧蟾，俗名蟾岭城。植被较好”^[16]。“瞻彼”二字是远望的动作，暗示作者正站在某处眺望。而“实曰夕阳”的“实”字形成张力，表达的是：作者想起的是岐山（卷阿），但在作者眼前的，其实是另一座山，且夕阳正照着它。

从文本自洽性的角度看，这种“似与不似”的笔法，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具有逻辑自洽性：作者正站在一座也叫“凤凰山”的山上。“瞻彼卷阿，实曰夕阳”一句，明确指向作者所处位置的西面，正是卷阿。而“卷阿”即指陕西宝鸡岐山县的凤凰山。当我们结合当代地理方位可知，安康汉阴县凤凰山的西北方向，恰好对应着宝鸡岐山县凤凰山。这一方位上的对应，恰恰为杜育当时的所处之地提供了一个佐证。即，作赋时的杜育，很可能正身处安康汉阴凤凰山区域，方能朝向西北方向的“卷阿”之地。只有这样，“瞻彼卷阿”的联想才自然，“实曰夕阳”的揭示才有意义。汉阴凤凰山“夕阳”胜景的历代诗文记载，如“凤凰山色郁苍苍,一片孤城倚夕阳”，亦强化了“实曰夕阳”的文本自洽性。这是文本内部的逻辑要求，而非对作者行迹的历史考证。

3. “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

传统解读将“岷方”视为岷江，这导致创作地必须锁定在岷江流域。如柯昌文通过对《荈赋》的解读认为，杜育笔下的“荈”产于蜀地（今四川地区），特别是岷江中域^[17]；再如《华阳国志·蜀志》也提到，“南安、武阳皆出名茶”^[18]，进一步证实了岷江中游地区茶叶的盛名。但从文本自洽性的角度来看，“岷方”完全可以理解为文学雅称（如唐诗中岑参的“岷峨”^[19]），用长江的源头（岷山）代指整个长江水系。若作此解，则创作地可以位于长江水系的任一产茶区。六朝文学讲究“对”与“典”——“言要对，事要对”，造语用典意婉而尽，藻丽而富。魏晋时期，关注形式美，讲究藻饰，已然蔚成风气^[20]。典——造语，即依照古文的言辞；用事，即依照故事的话题。造语用典意婉而尽，藻丽而富是言能达意、言不尽意的直观体现^[21]。杜育用“岷方”雅称汉江，既符合“事对”的用典逻辑，也符合“藻丽”的修辞追求。

4.“器择陶简，出自东瓯”

“东瓯”亦有版本作“东隅”，其核心所指为越州窑，该窑口始于汉代，至西晋已发展成熟，是古代南方著名的青瓷窑，位于今浙江省宁绍平原上的绍兴、宁波两地，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一带，指的是越州窑的青瓷。从文本自洽性角度看，若创作地在汉阴，则“东瓯”作为名窑产地，是作者对茶具来源的追溯性描述，强调所用陶器来自当时著名的越窑，体现烹茶之雅致，而非实指创作地邻近东瓯。这种“器物来源追溯”的写法，在六朝咏物诗中常见，反映了当时文人对于器物品质的讲究与追慕。这与六朝文人“雅好器物”的风尚一致。

5. “弥谷被岗”

“弥谷被岗”意为满山谷、覆盖山岗，形容茶树种植规模之大。这一描述表明作者所登之山是重要的产茶区。汉阴所在的安康地区自古产茶，自唐代起即为贡茶产地，“紫阳毛尖”的前身为唐代金州土贡“茶牙”。《太平寰宇记》提出，金州在周代是庸国的领土^[22]。早在商周时期，庸国人已开始种植茶叶并作为贡品。欧阳修等编著的《新唐书》里具体写有:“金州汉阴郡，上......土贡：麸金、茶牙”^[23]。这表明，金州汉阴郡出产的麸金与茶牙，是当时进奉朝廷的贡品。据《明史·茶法》不完全统计，唐代陕西汉中、金州（今安康）、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均相当可观，“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株。^[24]”此外，陕西汉阳陵出土了有实物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茶”，经中国科学院研究确认，历史可追溯至2150年前。它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茶叶”^[25]，凡此种种，足以印证当地种茶历史的久远。南北朝时期，大巴山区已因流民涌入而开发茶叶，这一开发趋势可上溯至西晋，与杜育创作时间吻合。

6. “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

“丰壤”指肥沃的土壤，“甘露”指夜间降下的甘美雨露。这两句描述的是茶树的生长环境。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其中，气候是最关键的要素^[26]。汉阴凤凰山地处秦巴之间，土壤肥沃，气候湿润，正是优质茶树的理想生长环境。由于北有秦岭屏障阻隔西北寒流，南有低谷运送湿暖气团，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优良的自然条件。秦岭作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其高大山体能够有效阻挡北方冷空气南下和冬季风雪侵袭，使得位于秦岭南麓的汉阴凤凰山区域形成相对温和湿润的局部气候，年均温、降水量及湿度条件均符合茶树喜暖畏寒、喜阴怕涝的生长需求。

（三）汉阴凤凰山与全文本地理信息的匹配

汉阴凤凰山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境内，是秦岭-巴山之间的重要山脉。有关凤凰山的文字记载，可追溯至一千七百余年前。古志《兴安府志》载其“绵亘三百余里，势若游龙”，且谓“即天下之名山，似难出其右者”，并描绘其“上百仞芙蓉，朵朵活波，直逼青天，下有汉水迂回，淙淙泉石，极饶幽韵”，誉之为“终南一大名胜”^[27]。此外，《兴安府志·凤凰山记》中的关键记载是，“其或者歧山之凤产于此而呜于彼者”^[28]（下图为《兴安府志·凤凰山记》古籍原文）。这句话，直接点明了汉阴凤凰山与岐山凤凰山的文化关联。古时当地人已意识到两座凤凰山之间的命名关联，并认为岐山的“凤”可能产于此而鸣于彼。这正是杜育“瞻彼卷阿”联想在文本中能够自洽的文献佐证。

图1 《兴安府志·凤凰山记》“其或者歧山之凤产于此而呜于彼者”原书出处

表2 汉阴凤凰山与《荈赋》全文本地理信息匹配表

（四）与其他候选地的全文本自洽性对比

将《荈赋》中的全部地理信息作为检验标准，对比各候选地的自洽性：

表3 地理信息检验标准下的候选地自洽性对比

版图复原结论：从全文本自洽性的角度来看，汉阴凤凰山是唯一能够同时匹配《荈赋》中全部地理信息的候选地。

二、场景还原：全文本创作情境的逻辑自洽性检验

场景还原是文学地理学的核心方法。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场景还原”不是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复原作者的真实行迹”，而是根据文本中全部地理信息，推断出一个在逻辑上自洽的创作情境——即：如果文本中的全部地理信息是自洽的，那么作者应该置身于一个怎样的空间？这个空间与文本描述是否一致？

（一）基于全文本地理信息的空间重构

将《荈赋》中全部地理信息整合，可以重构出一个完整的空间场景：

1. 位置：作者位于一座名为“凤凰山”的高山上（由“卷阿”联想推断）

2. 时间：夕阳西下之时（“实曰夕阳”），初秋农闲季节（“月惟初秋”）

3. 水文：山下有河流，作者取水烹茶（“水则岷方之注”）

4. 活动：邀约好友结伴同游（“结偶同旅”），亲自采茶（“是采是求”）

5. 地形：山势盘旋曲折（“卷阿”），满山谷覆盖山岗（“弥谷被岗”）

6. 土壤：肥沃（“承丰壤”）

7. 气候：夜间降下甘美雨露（“受甘露之霄降”）

8. 物产：产茶（“生荈草”）

9. 陶器来源：出自东瓯越窑（“出自东瓯”）

10. 文化意象：取水效法公刘（“取式公刘”），茶香弥漫（“氤氲馨香”）

（二）场景还原：汉阴凤凰山情境下的自洽性检验

将汉阴凤凰山代入这一空间场景：

1. 位置、时间与活动

假设文本所建构的创作情境是：初秋农闲时节，作者邀约好友结伴同游（“结偶同旅”），登上汉阴凤凰山，时间是夕阳西下之时（“实曰夕阳”）。他俯瞰汉江，取江水烹茶。眼前这座山也叫“凤凰山”，让他联想起《诗经》中“卷阿”所描述的岐山凤凰山——那座周朝圣地。

在此情境下，“瞻彼卷阿”在文本中产生了双重指向。在精神层面：遥望岐山（文化记忆的唤醒）；在文本层面：环顾眼前的凤凰山（实景描写）。而“实曰夕阳”的“实”字，正是这种双重指向的张力的体现：“我想起的是岐山，但眼前其实是汉阴凤凰山，而且夕阳正照着它。”

这种“似与不似”的笔法，只有在文本所建构的创作情境中，当作者站在一座也叫凤凰山的山上时，才具有逻辑自洽性。文本内部的张力本身，就是对创作情境的暗示。

2. 水文与取水

“水则岷方之注”中的“岷方”，在此情境下是对汉江的文学雅称。六朝时期，“岷山导江”是主流地理认知（《尚书·禹贡》）。用“岷方”雅称汉江，体现的是一种“从下游追溯源头”的空间想象，汉江在武汉汇入长江^[29]，而长江的正源在岷山。用源头代指整个水系，是六朝文人常用的修辞手法。

“取式公刘”则进一步强化了取水的重要性。效法公刘“相土尝水”的精神，选择合适的水源烹茶。汉阴凤凰山下临汉江，取水便利，与这一精神相合。

3. 地形与物产

汉阴凤凰山海拔2128米，山势盘旋曲折（“卷阿”），满山谷覆盖山岗（“弥谷被岗”）与之吻合。土壤肥沃，气候湿润，夜间多雨露，“丰壤”“甘霖”与之吻合。安康地区自古产茶，是古老的茶乡和贡茶产地之一，也是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30]的重要起始节点，茶叶种植与贸易传统源远流长，紫阳自唐代起即为贡茶产地，“荈草”与之吻合。

4. 器物与文化

“器择陶简，出自东瓯”。东瓯即今浙江绍兴一带，是越州窑青瓷的产地。从文本自洽性角度看，这并非实指创作地在东瓯附近，而是作者对所用茶具来源的追溯性描述：强调所择陶器来自当时著名的越窑，该窑口在西晋时期制瓷工艺已臻成熟，所产青瓷质地莹润、器型雅致，是当时文人雅士烹茶首选的器具。陆羽《茶经》中亦专门引用《荈赋》“器择陶拣，出自东瓯”一句，注解“瓯，越也，瓯，越州上”^[31]。足见越窑青瓷在茶事体系中的经典地位，体现烹茶之雅致。这种“器物来源追溯”的写法，在六朝咏物诗中常见，反映了当时文人对于器物品质的讲究与追慕。

5. 感官意境

“氤氲馨香”，描写的是茶香弥漫状态，与汉阴凤凰山植被茂密、空气清新的自然环境相合。此地山明水秀、云雾环绕，茶树“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且山域内植被丰茂，物种繁多，水源涵养功能突出，进一步印证了茶香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和谐相融。

（三）全文本自洽性的综合检验

将上述分析综合起来，可以检验文本内部的自洽性：

表4 《荈赋》全文本地理信息自洽性检验表

通过上述场景还原检验可见，如将创作情境设定为汉阴凤凰山，《荈赋》文本中的全部地理信息在逻辑上高度自洽。这种自洽性，不依赖于“杜育是否真的去过”的历史考证，而来自于文本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印证。

三、精神探原：全文本文化意涵与文学意象的深度解析

精神探原是文学地理学的深层方法。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精神探原”不是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探寻历史真相”，而是对文本中全部文化意涵的深度解析。作者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理空间？这个空间承载了怎样的文化意义？这些意义如何在文本中通过地理信息的组合得以呈现？

（一）“灵山”与“卷阿”：神异空间与礼乐文化的双重建构

“灵山”自《山海经》以来便与神异、圣贤相关联。汉水流域自古是巫文化、道教文化交汇之地。从文本自洽性的角度来看，杜育用“灵山”而非具体山名，意在建构“茶产于神圣之地”的文化认知。这种建构本身，就是文本自洽性的体现。它使“灵山”成为一个开放的意义空间，而非封闭的地理坐标。

“卷阿”承载周文化“凤鸣岐山”的礼乐秩序。汉阴凤凰山与岐山凤凰山同名，形成文化上的呼应。文本中用“卷阿”实写凤凰山，体现了“追慕先王”与“立足当下”的双重意涵。这正是六朝“事对”的典型用法。据《文心雕龙·丽辞》，“事对”乃“并举人验者也”^[32]，即并列对举前人事迹以验证作者观点^[33]。六朝文人常通过“事对”建立空间或文化上的联想。例如孙万寿的诗曾写道，“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屈、贾在《史记》中同传，皆曾身处湖湘，二人并举客观上提升了贾谊的文学地位。从文体特征来看，《荈赋》亦是具有骈化倾向的赋作^[34]。爱奇好异是魏晋以来士族个体自觉的一种表现^[35]。在《荈赋》文本中，杜育描写了采茶时间、泡茶用水和用具，以及茶汤形色^[36]。他以骈俪句式铺陈地理意象、以事对手法联结文化典故。杜育不书具体山名而以“灵山”泛称，用“卷阿”联想岐山，与文本中实写的凤凰山形成“事对”式联想。这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唤醒，而非地理位置的误记。

（二）“岷方”与“东瓯”：水文空间与器物文化的双重意涵

“岷方”是对水源的雅称，体现了“从下游追溯源头”的空间想象。汉江在武汉汇入长江^[37]，而长江的正源在岷山。用“岷方”雅称汉江，既符合西晋文人的地理知识结构，也体现了对水源圣地的崇敬。“东瓯”指越州窑青瓷产地。六朝文人讲究器物之精，“器择陶简，出自东瓯”体现了对茶具品质的追求。从文本自洽性角度看，这一描述表明作者对茶道器具的讲究，即便身在汉阴，所用茶具也要择取东瓯名窑之器^[38]。

（三）“弥谷被岗”与“丰壤甘霖”：自然空间的物产意涵

“弥谷被岗”描绘了茶树漫山遍野的种植规模，表明此地是重要的产茶区。“丰壤”与“甘霖”则从土壤和气候两方面，解释了此地能够“奇产所钟”的自然原因。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物产丰饶的自然空间意象。汉阴凤凰山地处秦巴之间，北倚秦岭，南接巴山，山体绵亘三百余里，主峰铁瓦殿海拔高峻，是安康境内跨度最广、峰峦最高的山脉。且汉阴凤凰山自古产茶，土壤肥沃，气候湿润，与这一意象完美匹配。

（四）三重文化身份的叠加

综合以上分析，汉阴凤凰山在文本中被建构为三重文化身份的叠加：

1. 神异性：与“灵山”意象呼应，体现汉水巫文化、道教文化的传统。

2. 礼乐性：与“卷阿”典故呼应，体现对周文化的追慕。

3. 物产丰饶性：与“弥谷被岗”“丰壤”“甘霖”等描述呼应，体现自然环境的优越。

这三重文化身份与《荈赋》的文本意象完美匹配。文本中的全部地理信息，本身就是文化意义的载体，它们的自洽性正是文本艺术成就的体现。

用精神探原法分析《荈赋》全文本可见，汉阴凤凰山能够与《荈赋》中全部地理信息所承载的文化意涵形成呼应，其三重文化身份的叠加与文本意象完美匹配。

四、结语：全文本自洽性作为学术依据

本文采用文学地理学的三大方法，即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法对《荈赋》进行了全文本自洽性研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三种方法的研究对象是文本本身，而非文本背后的历史事实。它们追问的不是“作者是否真的去过”，而是“文本内部的全部地理信息构成了一个怎样的感觉空间？这个空间是否自洽？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似以往的历史地理学方法，而转换研究范式，运用文学地理学方法，不局限于“灵山”，而是将《荈赋》全文本中所有涉及地理位置的信息，包括“东瓯”等显性地名，以及“弥谷被岗”“丰壤”“甘霖”等隐含地理特征的描述性语言全部纳入分析框架，进行系统检验。

通过这一方法论的自觉与研究范式转换，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表5 全文本自洽性检验总结表

由上述分析、检验可见，汉阴凤凰山说通过了文学地理学三大方法的全文本自洽性检验，是目前所有“灵山”解读中文本依据更充分、内部逻辑更自洽的一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转换研究范式的重要理由，是因为《荈赋》首先是赋，是文学作品。因此，单纯从历史地理学视角研究，也许会失之偏颇。以文学地理学的三大核心方法进行研究，立足《荈赋》的文学作品根本、采用三种方法重叠检验而得出的“汉阴凤凰山说”，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的。当然，这一结论，是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文本自洽性”结论，而非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历史事实”结论。在史料稀缺的情况下，文本内部的逻辑自洽性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学术依据。

本文的研究意义，并不在于“证明”杜育是否一定去过汉阴凤凰山，而在于揭示：一种基于文学地理学的认知：如果将创作地设定为汉阴凤凰山，那么《荈赋》中的全部地理信息都能够在一个自洽的文本世界中得到解释。这种全文本自洽性，使得汉阴凤凰山说可以成为目前更优的学术假说。

面对作为西晋时期的文学作品《荈赋》，不照搬传统历史地理学的考证范式，而是立足文本特色，探寻符合中国古典文学特质、启用文本自洽性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范式进行三重分析，这，也可算是一种本土化的学术探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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